我们今天讲人类命运共同体，古代丝绸之路本来也就是这样的利益共同体。长城与丝绸之路关系极其密切。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丝绸之路。以长安（今西安）、洛阳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

丝绸之路和长城一样，都是典型的线性文化遗产。在带状的文化遗产区域内，积淀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丝绸之路已经存在两千多年，但“丝绸之路”概念的历史才有一百四十年。1877 年德国学者李希霍芬首次使用“丝绸之路”一词，最初是指公元前 114 年到公元 127 年间，连接中国与今乌兹别克斯坦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丝绸的贸易通道。后来丝绸之路被广泛使用。

1910 年德国历史学家阿尔伯特·赫尔曼著《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丝绸之路》，将丝绸之路的西端延伸至中东地区。19 世纪末德国学者李希托芬著《中国亲程旅行记》，在一张地图中提到了“海上丝绸之路”。

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国际社会对丝绸之路为人类社会发展所作贡献是认同的。汉朝在河西走廊及以西地区修建长城的主要作用，就是为保障“丝绸之路”这条沟通东西方的国际道路的畅通。

以中国丝绸为代表的贸易交流，肯定要早于长城的修建。在长城的屏障下，丝绸之路才有了更大规模的发展，乃至成为被传诵千古的中外友好往来的历史佳话。研究东西方交往的这段历史时，人们都不会忘记讲长城的作用。

讲到长城时，自然都会提到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丝绸古道。汉长城的修筑，不仅抵御匈奴等的掠夺，长城沿线设置的城障关塞，还为过往的使者商旅提供住宿和粮食、饮水等生活物资的给养。

汉朝丝绸贸易的盛况，可以从两个方面反映出来 ：一方面是往来使者把丝绸等中国货物往西运，并将中国文化传播出去 ；另一方面是商业性质的丝绸交易，也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的货物和文化。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道可便派遣之旁国”（《汉书·张骞传》）。张骞通西域成功之后，许多人争着出使西域，而这些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即携带大量的丝绸，“其使皆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汉昭帝元凤四年（前 77），傅介子入西域，“持黄金锦绣行赐诸国”（《汉书·傅戒子传》）。

汉朝皇帝也常把丝绸作为最贵重的礼物，赐给外国使者。《汉书·张骞传》记载，汉武帝“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散财帛赏赐，厚具饶给之，以览视汉富厚焉”。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嫁乌孙王，《汉书·西域传下》记载，细君“以币帛赐王左右贵人”，而武帝“间岁遣使者持帷帐锦绣给遗焉”。

宣帝元康元年（前 65），龟兹王来朝，宣帝一次赐给“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东汉时，班超出使西域，仅赐给焉耆、危须、尉犁三地王子五百匹彩色的丝织品。据《后汉书》记载，东汉皇帝也常常赏赐丝绸给外国使者。

西域各国来汉经商者多，所以文献中常见“贾胡”一词。《后汉书》记载 ：“尝有西域贾胡，不知禁忌，误杀一兔，转相告言，坐死者十余人。”《后汉书》中还记载了耿舒与其兄书，书中也提及西域贾胡：“伏波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这样就出现了“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局面。

汉代丝绸贸易的盛况，不但见于文献，而且为考古出土的实物所证明。《斯坦因西域考古记》记载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一些外国人窜到新疆、河西探险，斯坦因在敦煌、玉门、婼羌、吐鲁番、楼兰、尼雅等地盗走的有丝绢、锦缎、丝绣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丝绸之路各点发现的汉代丝织物更多。

《“丝绸之路”上新发现的汉唐织物》云，1959 年在甘肃武威磨嘴子一座汉墓中发现一幅绢地刺绣。据《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古遗址墓葬区东汉合葬墓清理简报》，同年在新疆民丰（尼雅）的一座东汉墓中发现大批织物，计有绮、锦和刺绣。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概况》，在新疆昭苏等地发掘的乌孙墓群中，亦有丝织遗物。在吐鲁番、楼兰等地都有汉朝丝织物发现。

汉代的丝绸贸易地，如楼兰、吐鲁番、尼雅等，都是大型聚落。吐鲁番是北道的要冲，楼兰是南道的要冲。尼雅是汉代精绝国遗址，是楼兰和于阗之间的咽喉要地。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记载 ：斯坦因先后三次在此盗掘，大量丝织品和汉晋木简出土。罗振玉、王国维在《流沙坠简》中认为木简文字“似汉末人书，尚在永平以后”，史树青在《谈新疆民丰尼雅遗址》中则认为“其时代可推到西汉后期”。

借助丝绸之路这条欧亚通道，中西各国除经常互派使节友好访问、赠送礼物外，还彼此交换自己的物产和技术。如西方各国移入中国的植物就有棉花、葡萄、苜蓿、石榴、胡桃、无花果、胡麻（芝麻）、胡瓜（黄瓜）、菠菜、胡椒、胡葱、西瓜等，还有玻璃、海西布（呢绒）等特产。从中国传入西方各国的东西除大量的丝织品外，有铁器、手工艺品和养蚕、缫丝、冶铁、灌溉、造纸等技术，也有桃、杏、李等果树。

同时，印度的佛教通过大月氏，经由丝绸之路传到了中国各地。出土的汉简中所见有关进出长城使用过所的人，多数是月支国的商人。月支国人来中国购买丝绸，转运安息，从安息继续向西，可到大秦。丝绸之路是长城区域的重要地区，长城区域常会出现军事冲突甚至战争，如果丝绸之路一直在战火的燃烧之中，发展大规模的贸易往来就谈不上了。即便丝绸之路大部分地区处于很危险的时期，处于高度紧张的非战争状态，对贸易也有很大的伤害。和平状态下，贸易就相对繁荣。随时都可能发生战争的时候，这种很大的不确定性，导致商业贸易的风险加大，至少是利润减少。

汉唐两代是丝绸之路大发展的时期，在楼兰遗址出土的木简，有不少唐代进出长城关口所用的身份证明——过所。《释名疏证补》道：“传，转也，转移所在，执以为信也。亦曰过所，过所至关津以示之也。”也就是说，过所是通过关戍、渡口时需要出示的文件。

阳关和玉门关都是汉唐丝绸之路的大关隘，到唐代汉关已经因环境变迁而废弃。向东迁移的唐代阳关和玉门关，也依然很荒凉，这从唐诗中可以感受得到。

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云 ：

渭城朝雨 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这首千古传诵的名诗，又名《阳关曲》。写的是送友人去边疆长城，表达了作者面对残酷无情的战争那种“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悲壮。

当然西出阳关的荒凉，主要还是自然环境与内地相比的差距。不打仗尚且如此，打起仗来则更加残酷。只有处于和平的时候，这条路的通畅才有保证。双方关系十分紧张，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集聚在长城地区的战争阴云使得整体形势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商旅也会止步不前。

战争不仅残酷地发生在农耕和游牧政权之间，甚至同一民族不同的政治势力之间也同样残酷。《资治通鉴》记载：“初，匈奴降者言：‘月氏故居敦煌、祁连间，为强国，匈奴冒顿攻破之。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当然，也不能过于地夸大长城的作用，甚至也不应该过分地强调丝绸之路的畅通。因为这条路完全畅通的时间并不长，就如同汉代长城的使用时间并不长一样。

不管王朝控制的这条西域商路是否畅通，这条路上的商贸却始终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存在着。这是东西方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而不仅仅是官方的意志。

北京旅游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