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届全国区域旅游开发学术年会于2026年6月17日在成都理工大学举办。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创始主任吴必虎教授受邀出席开幕式并作《穿越自然保护地的线性文化遗产：通行权利与治理体系》主旨报告。
以下为报告实录：
尊敬的与会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尊敬的各位教授们，尊敬的各位领导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再次参加我们区域旅游开发的学术年会。这个年会，是我的导师陈传康先生和青岛大学孙文昌先生共同开创的事业。后来，在马波前会长和杨振之现会长的领导下，持之以恒，逐步积累，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今年已经是第23届了。在我们中国，各类会议能开过5届的很少，大家知道，“首届”什么会特别多，但到第五届就不太多了，第十届更少，能到第二十届的，真是凤毛麟角。所以，我们首先要为这个学术年会这种持久的生命力，表示敬意。
今天我这个报告，很抱歉没有紧扣大会的主题——数字赋能与场景革命。但我想，作为区域旅游开发的会议，它的副标题叫区域旅游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我觉得我的报告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大家知道，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随着《国家公园法》的颁布实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两山”理论的践行，应该说效果显著，成绩卓然。但这里面也有另外一种声音或现象，就是基于生态保护，把生态保护神圣化，甚至过于政治化，出现了一种我称之为“生态沙文主义”的倾向，而且比较明显。从各个地方政府，到具体的旅游企业，大家都深为头疼。 什么是生态红线？红线里面什么能搞、什么不能搞，可解释的空间特别大，给区域旅游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最近几年一直在做一项工作，就是试图从纯科学的角度，来探讨自然保护地的保护与利用关系。今天我不讲大话题，只讲一个切入点——穿越自然保护地的线性文化遗产。从这个角度，来看现有法律体系和管理方面存在的不足或不科学之处。 为什么要讲穿越自然保护地的线性文化遗产呢？因为不管是茶马古道，还是我昨天刚从云南保山回来时接触到的永昌古道，也就是南方丝绸之路，又或是跟我们成都有关的蜀身毒（Yuándú）道——从成都、四川盆地到印度这条线，都有几千年的历史。而自然保护区事业才发展了多少年呢？用一个最近几十年才出现的人类管理模式，去禁止人们通行那些已有两三千年历史、穿越自然保护地的古道，不许人进入，这在历史和文化上是站不住脚的。我本人接受的是历史地理方向的学术训练，所以想从这个角度来谈：无论是什么保护等级的区域，最严格的保护地也好，一般的保护地也好，这类古道都有其通行的权利。从文化角度看，它有自身的传统，也有强烈的文化传承价值。接下来我从三个角度来讲这个问题。 一、自然保护地的文化沉积，这也是我当年的博士论文选题。我1996年获得博士学位，当时研究的就是自然保护地的文化内涵。我们国家和美国的情况不太一样。美国的国家公园常被视为世界典范，但它一方面没有多少本土文化，另一方面当地印第安人的文化也不被认可，所以它的自然保护地里是没有常住居民的。我们国家则不同，像秦岭、高黎贡山里面，都有很多人世代居住，也有很多人常年穿行这些古道。因此，我国自然保护地本身就天然拥有通行权，或者说文化权。 借用保继刚团队提出的“吸引物权”这个概念来看，当地社区的民众拥有吸引物权，也就是依托文化景观、历史遗存等吸引物，基于其所有权和创造过程来获取各类收益的权利，这也属于用益物权的一种。把这一点梳理清楚，自然保护地的旅游活化就顺理成章了，地方官员也不会因此被约谈、被问责，自然保护地也能够实现保护和利用的协同发展。这是第一个角度，这一点客观存在，我就不展开细说了。 自然保护区普遍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就拿五岳、各类风景名胜区来说，很多部门提出自然保护区要严格保护、不能开展任何建设，这个说法是非常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风景名胜区，是历代民众逐步营建出来的，并不是单纯依靠管控保护就能形成的。如果只谈保护，那保护的就只是纯粹的山水自然。但无论是古人在山间题诗，还是颜真卿等人的摩崖刻石，都是人类的文化建设成果。比如无锡鼋头渚是人工建设而成，庐山的牯岭同样也是人工建设出来的。所以，所有的风景名胜区，都是历代人一步步建设出来的。 除此之外，穿越自然保护地的线性文化遗产数量非常多。中国历史悠久、文明从未中断，境内遍布这类遗存。比如茶马古道，连通云南到青藏高原、四川到青藏高原等西南地区的多条古道；还有从四川成都通往印度的蜀身毒道，这条线路也穿越了高黎贡山。结合本次会议举办地成都，再举几个例子。秦蜀古道连接汉唐古都长安与四川盆地，沿线众多支路都穿行在自然保护地范围内。诸如此类的古道，数不胜数。 我的博士生谢冶凤今天也来到了现场，她的研究方向就是武夷山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内的古道，也就是通往分水关的通道，属于江西境内的古道。著名的万里茶道，便是从武夷山翻越自然保护区，连通江西鄱阳湖，再延伸至汉口。如果禁止人员进入武夷山自然保护区，这条世界级文化遗产线路就会彻底中断。由此可见，保障古道的通行权利至关重要。 二、自然保护地通行权：学理与法理。国内自然保护地内分布着大量古代文化线路，蜀道、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杭徽古道等等，种类繁多。省际交界地带，古时往往地势险峻、人烟稀少、生态环境优越，同时又是往来必经之路，这也导致了自然保护地与古文化古道大范围重合的现状。 从地理学的学理角度解读，区域旅游开发的核心学科基础就是地理学，也可以称之为区域科学。以保腾驿道为例，这条古道从保山通往腾冲，翻越高黎贡山，全长三十多公里，接近四十公里。古道的岩石路面上，马蹄印被千年往来的马匹踩踏出深深的凹痕，那是无数人马、货物长年通行留下的印记。而所谓的生态保护红线，在自然界中本不存在，只是人为了便于管理而划定的界线。 面对《国家公园法》中核心保护区禁止人为活动的规定，其实有可行的解决办法。核心保护区、一般控制区本身都是人为划定的区域，我们完全可以科学调整边界：将古道本体及道路两侧一定范围划定为一般控制区即可。比如武夷山分水关周边的村落，是名贵红茶金骏眉的产地，也可以划为一般控制区。现实中，不少区域也已经这样操作了。 理论上的核心保护区，实际上无法做到彻底封闭管控，这类被单独划出的区域，业内称之为“天窗”，这也是当前重要的科学与政策研究课题。设置“天窗”的本质，就是弥补原有法条存在的漏洞。从学理上讲，一刀切地禁止人为活动是极不科学的，正确的做法是限制人为活动，明确活动的白名单与黑名单，细化管控标准。立法、释法、执法各个阶段全流程，都需要建立科学的衔接机制。 那么，人类进入核心保护区，就一定会造成生态破坏吗？谢冶凤目前正在撰写相关论文，同时国内外多项研究都可以证实：完全封禁、禁止一切人类活动，与在管控下开展部分合规人类活动，二者所产生的生态保护效果，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完全封山禁行并没有实际意义。相关研究成果也已发表在《AMBIO-人类环境杂志》等权威期刊上。 中国科学院地理所也有论文指出：我国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按法律规定不允许开展人类活动，但国内90%的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实际上都在常态化开展自然教育、生态旅游等各类活动。法律条文与实际执行之间的差距巨大。一部无法落地执行的法律，反而会损害法律的威严和权威性。 科学研究已经证明，彻底隔绝人类活动并不是生态保护的必要条件，其效果也不如保护与多元利用相结合的模式。再从物权角度来看，我国自然保护区及各类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而国有即全民共有，每一位公民都享有相应的权利。单纯禁止民众进入，实际上侵犯了公民的所有权和用益物权。用益物权包括开展生态旅游、发展林下经济、合规开采矿产等内容，这些利用行为都需要与生态保护相互平衡。 另外，中央各类文件从未提出自然保护地要全面禁止人为活动。文件明确管控的是工业建设和城镇化建设，民众旅游、当地农牧民正常生产活动，都不在限制范围内。因此，我们必须依据“两山”理论，结合保护对象的不同，分类施策。 再举个例子，广西林业厅有位调研员，将地质公园内的天坑全面封禁，禁止人员进入，连速降活动也一并叫停。但从地质学角度看，地质公园的保护主体是岩石、地质遗迹，这类景观稳定性极强，完全不需要像保护野生动物那样严加管控。地质公园本是最适合合理开发利用的一类自然保护地。然而，自从地质公园管理权划归林草部门后，地质专业意见得不到重视，合理利用也被叫停，这是非常不合理的现象。 三、自然保护地线性文化遗产活化利用。首先，应当允许民众正常穿行古道。现在秦岭等地偶尔发生游客遇险身亡的意外，当地就直接全面封山，这是过度管控的做法。地方政府只需按照《民法典》履行安全告知义务即可。年满十八周岁的成年人进入山区徒步、探险，风险应自行承担，政府无需过度干预。 其次，应允许合规开展建设活动。建设行为要区分品质与风格，古人营造的建筑与自然、文化环境相得益彰，自然没有问题；而粗制滥造、破坏风貌的低俗建筑，则要坚决禁止。 国内拥有大量千年古道，却始终没有打造出世界级的古道徒步文化遗产，根源就在于各地一出现安全事故就一刀切封山。近年来，太行山、天山、秦岭等多地都曾出现过全面封山禁入的情况。就像北京昌平十三陵水库禁止民众游泳，单纯是担心有人溺水。按照这个逻辑，只要做好风险提示，成年民众下水游泳，风险自行承担即可。各地不能因为自身的管理压力，就剥夺民众合理利用自然保护地的权利。要支持当地社区依托自然保护地和文化遗产发展产业、增收致富，真正做到发展成果惠及群众。 这个话题我在很多场合都分享过。生态保护必须坚守，但绝对化的全面保护模式，既不符合科学规律，也无法落地执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文化绵延数千年的国家来说，封禁穿越自然保护地的千年文化古道，就是阻断中华文明的传承，是不尊重历史、不传承传统文化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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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许琪
审核| 张慧英 王政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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