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简 介
厉新建（１９７３－），浙江东阳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旅游发展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方向为旅游发展战略、旅游基础理论与文旅融合。
【引文格式】厉新建.旅游学术研究的基本问题与持续深化[J].社会科学家,2026(2):12-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研究”（项目编号：２４＆ＺＤ２１３）的阶段性成果
摘 要：文章系统审视了当前旅游学术研究面临的核心问题与未来路径。研究指出，观点创新是学科发展的根本动力，然而“唯论文”导向的学术评价机制导致理论研究与产业实践严重割裂，制约了学科影响力。针对旅游学科体系，批判了其领域固化现状，论证了从“旅游 ＸＸ 学”向“ＸＸ 旅游学”进行范式转型的必要性与可能方向，并具体剖析了“媒介旅游学”这一新兴交叉领域的内涵与影响。在此基础上，对旅游体验、真实性、具身性、非惯常环境等基础理论概念进行了深层次辨析，揭示了旅游体验的主客共创本质。最后呼吁旅游研究应回归其以人为本的体验内核，通过强化理论自觉与实践关怀，构建更具解释力与前瞻性的学科体系，旨在为推进旅游学术研究的深度化与本土化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旅游学术研究；学科发展；旅游体验；非惯常环境；媒介旅游学
（一）观点的力量
作为旅游学术研究，所提出的新观点（以及为提出新观点所选择的思考问题的切入点）是最重要的创新之一。能够对后续研究和产业实践产生持续影响的，也是这些新观点。只炒冷饭而提不出新观点，一定是每个真正的旅游学者所想竭力避免的。正如《本雅明传》的导言所指出的，“为什么本雅明的作品在其去世七十年后仍对学者和一般读者都富有感召力呢？首先是观点的力量……他的作品都重塑了我们的理解”[１]。
创新的观点或思想的火花，可以来自与已有文献的对话，也可以来自既有文献结论与现有实践发展比较后显露出来的空隙。比如，《本雅明传》第六章“魏玛知识分子巴黎和莫斯科，１９２５—１９２８”中提到一篇克拉考尔 １９２５ 年 ３ 月 １５ 日发表于《法兰克福报》的散文《旅游与跳舞》（Ｔｒａｖｅｌ ａｎｄ Ｄａｎｃｅ），“……这篇文章聚焦于大众行为—旅游与跳舞—认为它们是‘空间—时间的激情’（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Ｐａｓｓｉｏｎｓ），根据克拉考尔的解读，这类激情已经成为应对现代社会中生活的无聊和单调的手段：旅游被还原为一种纯粹的空间体验，其中涉及的空间不像日常生活那样‘熟悉得令人麻木’，而跳舞作为‘节律的再现’，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年月日的时序中转移到对时间本身的沉思之上”。这段话对于今天我们研究旅游就很有启发。旅游是一种空间消费，这个空间就是“熟悉得令人麻木”的惯常环境之外的非惯常环境；旅游也是一种时间消费，像跳舞一样，也是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惯常的“逃逸”，是从“生命的时间”转向“时间的生命”的一种人生态度上的转换，是赋予时间以意义的具体行动。
正因为旅游是时间和空间的消费，要提高或改善旅游消费，自然也就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上着力，并围绕时间和空间形成相应的观点和实践举措。如何跟别的消费业态争夺更多的闲暇时间（如果已经身处旅游消费空间中，则可思考如何通过降低消费者时间感知的方式来尽可能多地争取闲暇时间。澳门威尼斯人酒店“内河”区域营造的“蓝天白云顶”就有种让人不觉得天色已晚的效果）、如何通过减少时间的方式来降低空间的阻力（用时间来换空间，如改善交通体系）、如何通过空间呈现方式的改变来减少时间上的要求（如通过目的地空间的虚拟化、数字化方式来充分占领消费者碎片化时间，从而完成空间向时间的转化）是每个旅游目的地都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提升空间的吸引力当然也是旅游目的地需要重视的问题，要促进空间吸引力的改善，就需要通过内容的丰富（比如，将资源更多转变为产品，嵌入更多基于资源、高度适配于资源的业态和活动等），也可以通过功能的调整（比如，原来用来观景和非遗文化观赏体验的地方，可以转化为旅拍的实景基地；以前用来展览展示的，可以转化为古建音乐季“舞台”之类的新功能空间）来实现。空间氛围优 化（如营造气氛空间，以满足情绪体验需求从而增强吸引力）也是改善空间吸引力的重要路径。这就更多地体现为所谓的“场景化”，也就是让景区、目的地呈现出某种特定的氛围认知或氛围感知。比如，迪拜的氛围认知是奢华、巴黎的氛围认知是浪漫，等等。氛围感知则主要是指供给端营造出的某种能让人“心 痒痒”的消费欲望的氛围。无论是视觉、嗅觉、味觉、听觉、触觉还是其他什么感觉，总之是那种能够激发游客消费欲望、购买冲动的氛围。香薰的使用、声景的打造、文化氛围的营造等等，都是优 化氛围感知促进旅游消费的重要路径。
观点或观念的浓缩、凝练可以形成概念。相较于观点（观念），概念有着更基本、更基础性的作用和价值。人们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观念）因而不加以引用，但因为概念是构建理论的基石，显然会有更大的引用概率。可惜的是，现在有很多旅游学术研究形成了解释旅游实践现象的观点，但概念化的工作却并不尽如人意。这是中外旅游学术研究很重要的一个差 距。当然，这里的概念化不是简单地提出一个又一个所谓的新名词。
（二）发表论文与发表观点
人文学者做研究，最重要的是把自己认真思考后得到的观点传播开来，用思想和观点影响社会。但是现在大家关注的重点都在论文上，因为只有论文，而且还要是一定层级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才能在职称申报、人才称号评选中“算数”。对于年轻教研人员而言则压力尤甚。这就使得很多学术观点很容易被关进刊物这个“黑箱”里，“箱子”里面搞得不亦乐乎，但“箱子”外的人看不见里面的东西或者不屑于看这里面的东西。长此以往，还容易使得“箱子”里的东西质量面临下滑的危险。因为反正“箱子”外的人看不到“箱子”里的东西，质量好坏、是否反应实际情况、是否能够指导实践发展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只要是“箱子”的把关人觉得好就行、就能入围（当然也可能“错杀”很多好文章）。客观而言，现在发表的不少文章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其中也不乏一些发表在高水平刊物的论文（包括国外的高水平 ＳＳＣＩ 刊物论文）。这样下去，理论和实践的割裂很可能越来越大。只能“内循环”的学术肯定无法成为有影响力的学术，只能在“箱子”里打转转的人文学者恐怕也很难成为真正的大学者。对于旅游这样具有显著实践性特点的学科而言，更是如此。学术论文的观点要传播，就不能以“阅读学术论文是有门槛的”这样的论调来为自己开脱。
（三）旅游学科的问题和研究领域的开拓
谢志浩在《王元化：有学问的思想家》（见《后五四时代中国思想学术之路：王元化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写道，王元化是有学问的思想家，而不是一般的有思想的学问家。[２]也就是说，其实有些人可能学问很大但思想不深，尽管懂得很多东西但并没有在这些知识基础上形成深刻的思想和理论贡献。
旅游大抵是需要更多学问不错而且能够贡献更多思想的学者和领军人物，这样的学者才能引导旅游学科走向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尽管学界在不断努力地推动提升旅游学科的学科地位，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客观而言，旅游学科地位的确立还需要有更稳固的基础。一般而言，作为一个“科龄”不那么长的学科，应该充满生机；身处一个加速发展变化的时代，应该有很多改写和拓展既有理论的机会，从而生长出很多新的细分领域来，包括形成很多新的课程与教材（或者开拓性的专著）。但可惜的是，目前的课程体系固化了，领域性开拓的专著似乎也鲜见，大家习惯于在剪剪贴贴中重复建设没那么必要的那些教材，在疲于应付考核 的情况下做了很多近乎无用功般的研究，耗费了太多的精力。
现在“旅游 ＸＸ 学”能不能向其他学科一样转变为“ＸＸ 旅游学”？要完成这样的转变的话，这些领域的知识储备和体系是不是已经做好准备？如果说原有的这些诸如“旅游经济学”“旅游营销学”“旅游心 理学”等名称已经约定俗成，那能不能生产出新的“ＸＸ 旅游学”的新课程或新研究领域的教材级成果？比如围绕旅游领域神经科学研究形成“神经旅游学”、能不能结合媒介对旅游发展和消费的影响形成“媒介旅游学”、能不能结合旅游消费行为形成“行为旅游学”、能不能结合旅游中金融和资本运作形成“金融旅游学”、能不能结合旅游政策形成“政策旅游学”？如此等等。
（四）媒介旅游学
网络化发展使得今天的人们更容易将自己的想法或对文化、对社会的想象诉诸网络载体，使得个体的社会／ 文化想象更容易汇聚形成集体的共同想象，从而构建出更庞大的想象的共同体。简单地说，就是网络（包括网络时代的社交媒体）给了个体将私有信息快速放大的机会，也给了这个社会形成文化共同体、社会共同体的机制，以及基于共同想象而形成共同体的确认机制。
因此，今天已经无法忽略媒介对地方感（地方形象）的操纵（从而形成操纵性地方感／ 操纵性形象），人们越来越多地基于媒介来建构自己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对旅游目的地的理解和想象。甚至可以说，没有一个旅游目的地的形象不是存在于媒体世界（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社交媒体世界）中的。如何有效处理“在地”的目的地与“在线”的目的地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变得更加重要。这些影响大体可以分为：（１）媒介塑造人们对目的地的想象，媒介传播信息、信息构建想象，想象进一步引导实地游或构成体验评价的参照系；（２）媒介塑造网红打卡点进而塑造个人体验模式，从自己玩到跟着网红玩、跟着玩家玩；（３）媒介塑造个人体验的经验化新形式，通过短视频、现场直播，个人的体验日益变得公众化；（４）媒介塑造体验的新模式，从自己玩到把展示自己玩的过程作为玩的目的，比如旅游博主（网红）以直播的方式来体验目的地；（５）媒介塑造体验氛围并降低人们的自控力，即人们不由自主地加入媒体塑造的狂欢氛围中，成为媒体塑造氛围的素材。某种意义上情绪价值就是媒体营造氛围的衍生结果。
在媒体领域的研究中，尼克·库尔德里在维克多·特纳对“朝圣”概念的解释基础上提出了“媒介朝觐”理论，他在《媒介仪式》（第五章《媒介“朝觐”与日常的媒介边界》）中将“朝拜”看作一种“象征性的旅游”，人们怀着对城市的敬意和期待参与到“朝拜”过程中。库尔德里认为当下旅游者在媒介上观看旅游地视频并参与到媒介叙事中进而去实地旅游打卡的行为就是一种“媒介朝觐”。[３]
网红景点的出现其实是一种通过媒介作用而出现的个体意义的大众化过程。这些网红景点往往不是传统的标志性景点，而是小众群体发现的目的地，那些以往不太受关注的资源，或者通过对这些资源个体的发现来实现小众群体特立独行的“反叛”性诉求或主体性“申述”而产生的。“反叛性诉求”主要是指对于塑造景观的传统权力的抗争和瓦解。网红打卡点的出现也可看作是一种宣示，向世俗强调不只有传统力量构建和确定的景观才是景观。“主体性申述”主要是指通过对“物”的发现来凸显“我”的存在和不同，“我”和跟我一样的一群人共同推动了默默无闻的景观成名，并在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的过程中获得虚拟化的“权力感”。网红景点正是通过赋予这些小个体以意义并通过媒介作用进行符号化后形成的媒体朝觐行为。媒体朝觐不是对媒体传播的盲从，因为现在通过媒体获取更真实的“真相”并不难。问题是，明明知道现实可能不像媒介宣传的那样但仍然要前往的现象背后的深刻原因是什么？是“意义贫困”还是年轻人的亚群体文化使然？是人们不愿社会性缺席还是获取社交货币[４]①、发出个体声音的需要？
旅游领域的媒体朝觐现象或许跟人们亲眼见证、亲身参与社会历史进程的欲望有关。当今的社会个体是站在历史之外回望历史的，社会个体与历史进程之间有明显的距离感、断裂感。在今天，社交媒体可以告诉你正在发生的历史，而且无论是多远地方发生的历史，人们都能“亲身”参与其中，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作为社会一分子、历史一片段的角色和意义。人们或者在虚拟空间中以隐匿的方式参与并为历史进程摇旗呐喊，或者借助快捷的交通体系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到“正在发生的历史”中去，亲临现场以亲眼见证历史、亲身创造历史。捧红一个景点或到这样的景点中去让自己成为进一步提升景点网络知名度的力量之一，就是成本最低、可行性最高的参与方式
二、旅游、社会与国家
（一）风景与国家
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使得“自然的自然”变得更加稀缺、宝贵。在越来越远离“自然的自然”的情况下，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自然”的意义和价值，并通过营造人工的自然来获得“模拟的”“自然的体验”，或重新走向作为生活空间而非生产空间的自然，“自然”也因此就成了社会话语体系中的“风景”。比如英国乡村景观、湖区风光地位的凸显，就跟英国城市化和工业化有很密切的关系。风景是审美的结果，更是生活化、社会化、工业化的结果，工业化的发展和社会化的消费促成了风景的规模化需求，带动了风景的规模化供给。同时，也正是因为规模化，使得“风景”与“国家”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关系。
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国家认同都至关重要，但建立国家认同可能是一个比建立抽象的国家概念更困难的事。抽象的概念需要具象的载体，国家以及国家认同也需要具象的载体，而风景恰恰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乔治·维伽雷罗在《记忆之场》中指出，路易十四希望通过不断巡游来建立国民的疆土意识，但并没有取得所期待的结果，反而是在环法自行车赛串联起法国风景的过程中实现了这个目标[５]。李零在《思想地图》一书中指出，“从穆王西游、昭王南征，到秦皇、汉武的巡游，以至于乾隆下江南等等，都不是兜风解闷寻开心 ，而是和国土控御有关”[６]。“岳镇海渎”（“五岳五镇”“四渎四海”）其实就是这种疆域的标记。古代帝王或许是希望借助自己的巡游来引导民众建立起国土疆域的意识，希望通过这样的记（符）号系统来唤醒普通民众的空间想象，建构起共同的国土认知。
今天的大众旅游，其实就是建立国土意识的重要路径。风景尤其是具有全国性、世界性影响的风景是建立社会性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最为重要的载体之一。所不同的是，以往的大众是借由他者（比如帝王、官员或文人墨客等）建立这种认知和意识，而今天的民众则是通过自己的具身性体验来建构这种认知和意识的。因为交通条件、经济条件和传播条件等方面的变化，使得直接 经验的获取和分享变得更加容易与可行，规模化的出游也因此有了可能，而集体意象与记忆恰恰是集体认同的前提。从这个角度看，旅游学术界要关注和重视风景与认同、旅游与认同等课题的研究。
无论是自然的风景还是人文的遗存，它的诸多价值中一个重要的价值就是它们在民众建构国家认同中所起的作用。在这些风景（人文的或自然的）中隐含着这个民族或国家的骄傲，这些骄傲的记忆是最能激发国家认同情感的刺激物、载体。当风景可以通过大众旅游的方式被更多人所欣赏、体验的时候，风景在权利回归民众、体现民众共享理念等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也最广泛地触发民众对国家的情感和认同。
自然是人们在人工社会之外希望找到内心 秩序的寄托和印证，无论这种寄托和印证是恢宏的还是细腻的、激烈的还是宁静的、壮阔的还是精致的。风景是感知的结果，是一种心 理的映射，无不受社会发展和文化演化影响。一定程度上，所有的风景都是人文化的空间。正如米切尔所指出的，风景其实是一种“文化实践”。人们赋予风景以意义、在风景中寻求文化或者从文化的角度解读风景。[７]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更是如此。人们希望把更多文化元素置入到风景之中，也希望从风景中获得它所表达的文化内涵。风景塑造人们的记忆，人们也通过记忆再现风景、再塑风景。记忆以及“记忆＋想象”所形成的“印象”还最终影响着人们的风景体验。比如，通过高曝光度，精英、网红的文字书写以及网络空间、社交媒体上的图像呈现深刻影响着人们对风景的想象与风景的体验。
（二）旅行与社会
社会分工中，总有一些人负责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他们将不断发现新事物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目标，而更多的人则将享受这些探索和创新的成果作为自己的目标。旅游其实也一样。总有些人是旅行路上的探索者，而更多的人则跟着这些探索者曾经的步伐将一个个不是那么陌生甚至是众所周知的景点列入自己的旅游心 愿清单。旅游日渐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成了生活方式、学习方式、成长方式，持续扩张的巨量市场规模便促成了“旅游社会”的到来。
在旅游社会，旅游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交货币”，是人们美好生活的刚需。同时，社交媒体在不断塑造着人们对旅游目的地的形象认知，网红景点和目的地的持续涌现不断让更多人将这些景点或目的地作为自己的选择，消费流量的聚集也使得旅游的商业化发展变得越来越有可能。毕竟，旅游的商业化是以市场的规模化为前提的。只有选择同一个产品、同一个旅游景区景点、同一个旅游目的地的市场规模足够大，商业化的经营才成为可能。
只是讽刺的是，旅游本来是对日常工作的一种逸出，但却又被贴上了一个很具有工作性质的“打卡”字眼。无论是从经济效益还是从文化效益来看，以“到此一游”为主要特点的网红打卡地都不是理想的发展模式。摄影 师阮义忠曾说，旅行的乐趣有时不在找到了什么，而是让自己迷失在未知之境。但今天很多人的旅行目标是“别人去过我也去过”，让自己迷失在未知之境俨然成了一种奢望。人们总是千方百计让自己在出发之前能对这个“未知之境”有各种各样的熟悉，总是期望在作为非惯常环境的旅游目的地中开辟出一片惯常环境般的“绿洲”来，不仅是景点，还包括哪家餐馆、哪个街边店、哪个打卡点位，如此等等。这样看来，对于多数游客而言，到达目的地可能已经是有些故地重游性质的第二次在场了，一次是行前通过网络获得的“虚拟在场”，一次就是实地打卡获得的“实地在场”。在社会性的打卡旅游中，人们仿佛并不是在进行自己的旅行，而是走在别人曾经走过的道路上。时间使用效率是提高了，但体验可能浅薄了。结果是，目的地的很多消费都是熟悉的、短暂的、不加思考的、停留在照片之上的。社交媒体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旅行，人们把太多本应该用来深入体验的时间和注意力都用在了手机拍照出片、写小文案发朋友圈获赞上了。
（一）关于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
尽管人们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这两者往往不具有完全的可比性，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的目标其实并不一样。前者是通过阅读来认识和思考世界，是相对深入的、长时间的，是文化传承和习得的主要方式；后者则主要是通过亲身经历来认识和思考世界，是在场的、短时的，是触发式的学习方式。
思想可以来自阅读，也可以来自旅行。“行万里路”往往有助于形成新的观点和思考问题的视角，是知识增长和个人成长的重要途径。“行万里路”最终是否会真正形成新的知识、新的思想，取决于每个人出发时的“初心”究竟是“看世界”还是“看懂世界”。在大众旅游初级阶段，“看世界”的动机可能要甚于“看懂世界”，所以现在可以看到大量的旅游攻略，但真正的旅行文学并不多见。也就是说，更多人的旅行还是停留在“吃住行游购娱”这些消费要素的梳理上，而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 真正对目的地进行深入观察和思考，人们还没有用自己的视角去把握“地方”。在“加速社会”里，即便是旅游这样的“减速体验”，其速度依然快得惊人。
因此，多数人的旅行不可能对目的地有深入的了解和认知，如果没有便捷、有效的解说和引导，就更是难逃“快餐式减速体验”的厄运。这样的游客自然无法弥合当下的现实与历史的真实之间的断裂，无法深入到历史的深处去听那悠长的回响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风景的匆匆过客。就像韩炳哲说的：“人们踏遍千山，却未总结任何经验。人们纵览万物，却未形成任何洞见”。[８]这是发展的阶段性所决定的。好在还有一些人，他们从浮光掠影 中走到景观的背后，以旅行文学的书写，为人们深刻体验“地方”提供着重要的阅读文本。
（二）旅游体验的主从结构
旅游体验是旅游研究中的核心概念，也是旅游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旅游体验的研究，可以而且也应该分出主体验与从体验，并研究主体验的高质量是否可以降低低质量的从体验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从体验的高质量能不能弥补主体验的低质量的问题。在体验建构过程中，可以分为想象性建构和“眼见为实”的建构。想象性建构可以是来自文学作品、历史记忆，也可以来自当今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的影响。体验受预期的影响，预期受媒介以及基于媒介的信息传播的影响，那媒介内容又受什么东西影响？在社交媒体算法和推送机制影响下的媒介内容中，专家生成内容、用户生成内容以及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哪个是真正影响人们预期的主体内容？这些内容的媒介结构状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另外，因为社交媒体信息传播强调娱乐性，呈现碎片化、评价流量化，这也使得其内容的准确性、知识的深度存在天然不足，基于社交媒体构建的体验预期自然就容易偏离本应有的状态。
（三）公共的吸引物和私有的体验
旅游吸引物是公共的，旅游体验是私有的。不同的是，有些人的体验是记住了这些吸引物（尽管记住的方式不尽相同，有些人是通过镜头，有些人是通过眼睛和大脑的记忆力），有些人的体验则是记住了这些吸引物带来的启发或从中获得的感悟。作为公共资料的提供者，旅游供给主体无法统一人们私有的感悟，但可以给人们提供一些共有的基础和可行的通道，以此引导人们更顺畅地获得各自的感悟，也就是让游客更“过瘾”、更“爽”（就体验而言，英文里有个词“Ｆｌｏｗ”，中文中有很多通俗的词汇可以对应，那就是人们生活中所说的“爽”“过瘾”“进入状态”，比之学术化的翻译“心 流”显然更接 地气更具有传播性），至于过的是什么瘾，爽的是什么体验，因人而异 ，由游客自己决定。这里的“爽”“过瘾”跟这几年流行起来的情绪价值之间的关系如何，倒是值得深入思考。人们有（消极）情绪需要宣泄，也想获得某种（积极）情绪。如果能够满足人们的情绪需求，自然就能获得市场的青睐。但如果过度强调对情绪性需求的满足，恐怕也有问题。一方面，相较幸福而言，情绪持续的时间往往是短暂的，而且越是经济不景气，人们应该更重视产品的功能性价值才对；另一方面，随着网络影响力越来越大，社交媒体对学术的塑造能力越来越强，如何既承认媒体在实践追踪方面有着学术研究所欠缺的即时性，也尽量避免媒体对新生学术话题的干扰，从而以批判性思维对待流行的“学术词汇”，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在旅游体验研究中也不例外。
（四）艺术的价值与观众的角色
“屡败屡战”和“屡战屡败”这两个词，语序稍作颠倒，意义完全不同。“烟花效应”亦然。从正面看，可以理解为“虽然短暂但是绚烂”；从反面看，则可以理解为“虽然绚烂但是短暂”。所以，各种现象背后的意义极大地依赖于体验的主体。“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意义是建构的结果，旅游行业要高度重视游客在体验形成中的作用以及体验建构的主客共创机制。
马塞尔·杜尚也非常强调这一点。王瑞芸在《杜尚传》中写道，“后现代艺术之父”杜尚曾在自己的杂志《瞎子》里以匿名方式对《泉》做出过解释，“把它（注：小便池）从日常的实用功能中取出来，给了它新的名称和新的角度——给这个东西灌注了新的思想”[９]。也就是说，艺术品仅仅是一个载体，更重要的是创造者对艺术品灌注的思想，以及观众对这个艺术品的理解。杜尚认为，对于艺术而言，呈现艺术的人和欣赏艺术的人同样重要。从后现代艺术的角度看，做东西的人和艺术家可以不是同一个人，杜尚说，“简单地来定义，一件现成品就是一件不是艺术家做的艺术品[９]”。比如前面的《泉》这个艺术品其实就是一个现成品，是杜尚从销售卫浴设备的专卖店买的一个小便池，制造商是莫特（Ｊ．Ｙ．Ｍｏｔｔ），杜尚只不过买了之后，倒置过来，赋予了它“泉”这个名称，用匿名 Ｍｕｔｔ 的方式送展。因为过于前卫，这个作品最终被组委会否决在美国 １９１７ 年“独立艺术家展”上展出（杜尚还因此退出组委会）。
在这里，艺术家就是将做东西的人和看东西的人连接 起来的媒介，而作品本身只是艺术家思想的载体以及欣赏者赋以意义的载体。当然，艺术家在创作时也赋予艺术品以意义，而且这种赋予往往更深远、更具表现力、更具生命力。只不过对于艺术品的意义而言，不仅是观众去重复或发现艺术家赋予的意义，也包括观众自己赋予它意义，从而让艺术家的作品成为观众自己的作品。或许正是从这个角度看，杜尚指出艺术的价值不是事先放在那里，而是观众的到来使它有了意义。
其实，观众对作品的阐释是艺术创作的延续，或者说，艺术家所创作的只是艺术品的半成品。只不过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观众”的，有时候艺术品和观众这两者的衔接 需要跨越足够的时间长度才行。旅游体验的对象就好比“艺术品”，游客就是“观众”，只有同时兼顾了供给端的叙事能力和需求端的解读能力，“艺术品”才能给“观众”带来预期的旅游体验。因此，旅游体验是主客共创的结果，旅游解说系统的革命性发展和旅游叙事能力的适配性创新是显著提高旅游体验效果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点。
（五）观看之道与真实性
约翰·伯格的《观看之道》充满了批判性，这种批判性对旅游研究中的真实性问题也很有启发。“我们观看事物的方式，受到我们知识和信念的影响”。[１０]约翰·伯格认为，油画艺术已经被艺术评论家、收藏家、画廊和博物馆神秘化了，而之所以被神秘化的很重要原因就是各种复制技术（照相机等）背后“它”变得到处可见，“现代的复制手段摧毁了艺术的权威性”，为避免油画地位受到冲击采用了各种各样的神化方式，强调原作的精神品性以及和廉价的复制品之间存在本质差 别。
旅游的真实性研究中可能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和同样的神秘化机制。在真实性分析中，不能只关注景观真实性，还要将景观所处的背景和环境纳入进来，基于环境真实性和背景真实性再看景观真实性，或许才是真实性的“观看之道”。
《观看之道》一书中以哈尔斯画作《老年救济院的管事》为例进行了分析。尽管评论家们对这幅作品中的人物表情、画作的色彩等技术方面做了神化化的解读，但实际上当时哈尔斯已经是一个快被冻死的八十多岁的老人，是救济的三袋泥煤使得他免于被冻死，他是迫于生计而给管事们画像的。其实“艺术欣赏”是后来的，画作本身的“生活体验”恐怕才是真实的。这才是真正的真实性。在不断被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会指出，“所有复制品或多或少总会失真，因此，原作仍可说是独一无二的”[１０]。用防弹玻璃保护的“画获得了一种新的感染力。这倒并非出自它表现的内容，也并非由于它的含义，而是因为它的市场价值”。[１０] “如果形象再也不是独一无二的，有人就会刻意地用神秘的手法，把艺术品搞得举世无双”。[１０]
如果进一步考虑到约翰·伯格作品分析的话，对真实性的理解可能会更深一层。他在对一些女性题材作品的分析中指出，“女性并非如她所是的那样赤身裸体；而是如观看者看她的那样赤身裸体”[１０]。有多少真实性是“如她所是”般的真实，又有多少是“如观者所是”般的真实呢？这一点在旅游的真实性问题上也同样存在。很多时候人们会忘记景观的社会属性，尤其是众多历史文化遗产，在选择性解说和传播的长期影响下，更容易产生对真实性的偏离，从而产生认知的变形。最常见的就是选择性地看到了景观辉煌的一面却选择性地无视或遗忘了它的另一面。解说（历史叙事）是选择性的，记忆便总是选择性的，真实性因此也往往是选择性的。选择性的真实性究竟谓真还是谓不真也不好轻易判断。这种真实性可谓真，因为其所述不假，谓之不真，乃因其所述未及全貌。这里便又衍生出旅游真实性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真实性究竟是指全貌真实性还是也可以指局部真实性。
（六）旅游体验的外在影响因
旅游体验跟个体的知识储备、审美能力、消费技术（包括如何选择景点、组织线路、安排住宿、体验项目等）、情绪状态等内在因素密切相关，也深受外在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消费环境（便利与否、放心 与否等）、体验氛围（轻松惬意、富有美感等）、时间安排（是否具有充裕的时间还是只能蜻蜓点水、走马观花）、舒适程度（尤其是气温等因素，总体上冷比热更具有可调节性，冷可以多穿衣服但热就很难解决，对于夏季炎热的南方旅游目的地而言，这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难题。对于炎热气温带来的体验负效问题值得关注）等。
此外，供给端的叙事能力也是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景观叙事对旅游体验会产生重要影响，不同的景观叙事会建构起不同的旅游体验。有哲学家认为，科学知识及其认知理解深受叙事话语的影响，原本客观的景观在人这样的主体面前并不是纯然透明的，而是被人类文化和历史赋予深刻意义。为此，要“讲好中国故事”，切实推动解说系统革命，从解说渠道、解说队伍、解说手段以及叙事结构、叙事模式、叙事体系等方面着力；要“讲好的中国故事”，系统推进文化基因解码工程，从对象选择、内涵挖掘、研究保障、需求适配等方面着力.
四、具身与非惯常环境的问题
（一）沉浸式体验与间离性观察
沉浸式体验已经成为当下旅游发展或文旅融合的口头禅，但沉浸式真的是人们深度体验的最佳方式吗？或者也可以这样问：沉浸式体验给人们带来的究竟是多巴胺式的消费体验还是真正推动认知增进并获得有意义感的消费体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适当的抽离和远观是不是更容易让观演者看清旅游演艺或活动的“真面目”？当然，还可以再问：置身于“庐山”之中究竟是为了识得“庐山真面目”还是希望深入其中构建起自身与它者之间的关联？间接 的问题就是，具身体验是为了更清晰的认知，还是为了愉悦身体本身？从这个角度看，很多以沉浸式体验为卖点的旅游演艺除了在形式上打破了观和演的空间关系从而带来新鲜感之外，更值得思考的是，这种观和演在空间上的融合究竟有没有带来观演体验上的深化、叙事形式的创新之外的内容叙事是不是更值得关注。
（二）具身体验的再认识
具身是在场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更是生理状态与心 理状态之间的关系表达，可以进一步区分出实际在场的具身和想象补足的具身等类型，这就好比身临其境和如临其境的差 别。有时候人们虽然身体没有实际在场，但通过虚拟现实技术甚至是大脑的想象也可以仿真地虚拟在场。虚拟体验很多时候被认为是不真实的。因为它跟线下的、具身的、面对面的那种状态不一样，因为它失去了具身空间中的气场、场景（包括环境在内可见或不可见的要素）等要素和特点。但问题是，关于这些要素的认知和观点的形成都是传统的。用曾经熟悉的经验来判断今日不断新生的事物，未必是屡试不爽的方法。事物都是演进的、发展的。实际在场与虚拟在场很难说孰优 孰劣、孰是孰非。虚拟在场带来的体验维度没法完全再现实际在场所带来的体验时，实际在场形式的具身仍然是主流，其具有的随机、多维、通感仍然是比较优 势。但随着虚拟现实技术越来越发达，这种仿真在场的现象会越来越普遍，也会有越来越多的虚拟体验项目成为市场上重要的产品类型，也会有越来越多的虚拟在场可能代替实际在场。
传统上，具身性是旅游体验最基础的前提，虚拟旅游体验的出现却说明实在具身不是旅游体验必然的判断标准，具身模拟的发展对于具身障碍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本杰明·伯根在《我们赖以生存的意义》中写道，具身模拟假说（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认为语言理解是人在心 智中基于自己过去的视觉、听觉、运动等体验进行的模拟……[１１]我们对语言的理解，就是通过在我们的脑海中进行模拟，感受这些语言所描述的事物若换成我们自己亲身去体验是怎样的。如何结合实际在场与虚拟在场的思考，或许要再追问一个问题，具身体验究竟是指需要借助于实在在场的具身来进行体验还是也可以指通过具身模拟来获得体验呢？
生理状态与心 理状态的连接 才是具身性的核心。具身未必能够带来“真实性”体验，离身也未必带来“非真性”体验。对于旅游者而言，具身本身也未必一定就是到真实的现场中，更多的是希望到那个符合自己想象的现场中去。这种状况很容易使得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减少了演进的动力和可能。在当下旅游目的地的“听劝”现象就是这种状况的一个注脚。因为所谓的“听劝”在某种意义就是目的地主动去附合游客要求（或想象）的一种行动。这种“听劝”可以得到包括游客在内的各方更多的点赞，却也可能使旅游目的地不再是原来的样子、真实的样子。实际上，因为旅游目的地的体验物（对象）与来自客源地的游客之间不可能隔着一块单向玻璃，体验物（对象）不可能不受观看的游客的影响。只要是有取悦于（满足于）观看者的诉求，体验物（对象）就必然会偏离原有的轨道。游客没有到来之前的那个真实性（往往也是貌似游客要寻求的那个真实性）其实在游客到来时就已经消失了或异 化了。
总体来说，应该说传统的具身体验和当下的虚拟体验各有优 劣，也都有其适用的场景。比如，对于存在身体障碍的人而言，通过科技的发展来突破具身性障碍，用虚拟在场代替实际在场，是弥补遗憾非常重要的方式，是完全可以接 受的。
（三）非惯常体验与非惯常环境
理论的构建总是需要不断添砖加瓦的方式来丰富的。作为旅游理论中至关重要的旅游体验研究就有很多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厘清的概念。作为旅游体验的重要场域，非惯常环境是很具有创新性的学术概念，围绕这一创新概念已经形成了不少系列化成果，但仍需要继续深化。
其一，从旅游实践发展和日常概念使用的情况来看，非异 地的非惯常环境是否存在？应该如何将非惯常环境与时空概念结合起来？异 地的未必是非惯常环境，那非惯常环境是不是必须是异 地的（总体上看，现在的非惯常环境是异 地基础上的概念优 化）？非惯常环境是不是仅仅是为了将异 地中那些具有工作性质的空间剔除出去？如果要将非惯常环境作为构建面向具有广泛适应性的旅游学术核心概念还有什么欠缺或不足？
其二，在核心概念构建过程中，应该关注的究竟是环境变化还是体验变化？也就是说，究竟是应该将非惯常环境作为旅游学术构建的核心概念，还是应该将非惯常体验作为核心概念？当然，无论是将非惯常环境还是非惯常体验作为核心概念，都会面临着统计问题。两者的差 别在于，前者关注旅游的空间性特点，后者关注旅游的体验性特点。相对而言，非惯常环境空间量化可能性更高一些，但也非常复杂，在信息充分流动的时代更是如此。
其三，虽然可以将学习、工作、生活空间之外的环境视为非惯常环境，但学习、工作、生活空间范围如何界定也是不小的问题。比如，对于一个在北京工作学习生活的人，究竟多大范围的“北京”是他的惯常环境？
其四，到非惯常环境中去这个行为本身并不是旅游的目的，去非惯常环境中获得非惯常体验才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非惯常体验才是旅游区别于形成惯常体验的惯常生活与工作的本质特征。那如何综合时间、空间、体验等要素来建构旅游理论的核心概念呢？非惯常环境满足了非惯常体验的空间条件，但时间和体验问题并没有解决，更何况惯常与非惯常的区别重点应该在于身处其中的频率以及因此而导致的熟悉程度。还需要思考的是，在非惯常环境停留多久会转变为惯常环境？在非惯常环境中的惯常体验又如何看待为好？比如对于旅居人群而言，往往在旅游地（旅居地）会停留数以月计的时间，而停留时间一久就很容易衍生出非惯常环境与惯常环境的变化问题。当然，如果从非惯常体验的角度来界定也可能存在问题。因为这实际上就相当于是将惯常空间中的惯常体验之外的那部分视为旅游，从而容易导致界定过于个性化。若从极端角度看，还会产生诸如在惯常空间中产生非惯常体验如何剥离的问题，尽管这种情况极为罕见。比如卧游，在斗室之间可以如若遨游宇宙，比如换个身份到工作地点会不会产生非惯常的体验，以游客身份到自己工作的景区转一圈，算不算旅游？
从旅游体验自身的概念谱系看，也在不断衍生。比如有研究提出了“令人难忘的旅游体验”（ＭＴＥ，Ｍｅｍｏｒａｂｌ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的概念，也被称为记忆体验（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或后阶段体验（Ｐｏｓｔ－ｐｅｒｉｏ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也就是对旅游体验的记忆属性进行概念化。这种现象的确存在，从旅游体验设计的角度也的确值得研究，某种程度上也是服务业的关键时刻（ＭＯＴ，Ｍｏ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ｕｔｈ）问题在旅游业中的延伸研究。需要关注的是，从旅游体验的在场阶段转向记忆阶段时，核心对象已经发生了变化，研究的问题已经从作为体验的即时性转向作为经验的历时性。因为“令人难忘的旅游体验”被界定为旅游结束之后还能被游客记住和回忆起的旅游体验，因此它实际上已经转入经验系统，而不再作为体验系统而存在了。也就是说，“令人难忘的旅游体验”实际上是旅游经验（或旅游记忆），而不是旅游体验了。如果是从以往的旅游体验记忆中获得记忆属性之外的体验（比如在回想过往的旅游经历中获得愉悦体验），那这种体验因为不具有旅游的时空特点，所以其实也不是旅游体验，而是一种生活性的体验。
旅游在每个人的人生轨迹中是一个片段式、节点式的影响，还是一个长期性、持续性的影响？旅游体验的影响是发生在旅游过程中还是也会发生在旅游之后？有多少人会在旅游之后再回忆旅行的体验，这些旅游体验究竟会在多久之后还被提及，甚至是人们会在旅行之后花多少时间来整理旅行中拍摄的照片或者或间隔多少时间进行照片的整理？在快节奏的“生活—工作”环境中旅游体验会是“阅后即焚”的生活体验吗（短暂的工作脱嵌进行旅游后不得不快速再嵌入到熟悉的工作节奏中而忘却或没有时间来回忆旅游体验）？旅游体验是持续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还是内化为不自觉的经验而在后续的旅游消费或惯常生活过程中被激活而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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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许琪
审核| 张慧英 王政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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