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召开的浙江省自然保护地联合会第一届第五次理事会暨第四次专家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北京林业大学国家公园研究中心主任张玉钧教授以《守护与共享，自然保护地的生态旅游之道》为题作主旨演讲。在此摘要发布演讲的主要内容，以供业内交流。

摘要：当前生态旅游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发展不足，而是“泛化”。许多地方把各种旅游开发项目都冠以“生态旅游”之名，缺乏科学的认证体系和服务门槛。这使得生态旅游在某些场合沦为一个营销标签，而非一种负责任的实践。当前，我国处于保护地体系重构阶段，是自然保护地规范开展生态旅游的最好时机。

生态旅游不能泛化等同于大众旅游

从生态旅游的性质上看，目前存在几个问题：一是泛化—等同于大众旅游；二是违背了生态旅游的三个重要原则，即自然保护是前提、环境教育是责任、社区参与是保障；三是标准体系和认证制度尚不完善。

生态旅游常被误解为一种可以随意贴在旅游项目上的标签。这种认识模糊了生态旅游与一般旅游的界限，导致任何有山有水的地方都可以打出生态旅游的招牌，而真正符合其内涵和标准的案例并不多见。判断一项旅游活动是不是生态旅游，不能只看它发生在哪里、使用了什么名称，而要看它以什么方式开展、产生了什么影响。

要理解生态旅游，首先需要将其与大众旅游区分开来。大众旅游的核心是“观光”。这个词指向的是表层的、被动的视觉消费：游客看到风景，拍照留念，然后离开。这种体验停留在感官表面，缺乏对自然过程的认知、对生态关系的理解、对保护责任的认同。而生态旅游所追求的则是“体验”——一种深度的、参与式的、带有学习和反思性质的活动。 

生态旅游有三个重要原则，在实践中不应违背。

自然保护是前提，需要形成对“自然保护”的综合认识。主要包括：保持自然山水格局的整体性和连带性；保留和建设多样化的乡土自然景观；维护和恢复生态廊道的自然形态；保护和恢复湿地生态系统；完善防护林体系、自然保护地体系等生态网络；建立绿色游步道系统。

环境教育是责任，目的在于提高游客的环境意识。其中，环境解说是一种重要的途径或手段。必须强调解说系统的作用，丰富景区的信息知识含量、提高教育意义，强调系统性、趣味性、知识性。

社区发展是保障。在我国，生态旅游的利益相关者主要为生态旅游者、当地社区、政府及行政机构、旅游经营者、相关产业部门、NGO和环保组织。需要建立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协调合作机制，尤其需重视社区参与。在生态旅游开发中，为当地社区和居民提供“替代生计”、形成“可持续生计”。

生态旅游还亟待建立系统的认证标准。许多地方把各种旅游开发和经营活动都包装成生态旅游，缺乏科学的认证体系和明确的准入门槛。当下，建立系统的认证标准，是生态旅游走向规范化的当务之急。

自然保护地开展生态旅游的最好时机

如果保护意味着将人类活动完全排除在外，那么任何形式的旅游都难有存在空间。如果保护意味着智慧的利用，那么生态旅游就有了存在的空间。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密集的人口分布、深厚的人文积淀，使得中国的绝大多数自然景观都留下了人的印记。如果简单照搬国外的保护模式既不现实，也不合理。相反，中国需要探索一种承认“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保护路径。这也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深层逻辑：生态本身具有价值，而这种价值可以在保护的前提下通过适当的方式实现。

生态旅游是以自然生态资源和人文景观为对象，以可持续发展为理念，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使公众通过旅游活动体验自然、了解生态，并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旅游方式。在我国，生态旅游是一个逐渐发展的概念。近年来，生态旅游从业者群体迅速增加，自然观察与体验、生态保育、科普探险等生态旅游活动蓬勃兴起。生态旅游，就是利用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旅游功能，进行自然体验、生态保育、环境教育等活动的总称。自然环境是开展生态旅游的重要基础，但并非判定生态旅游的唯一条件。

中国各类自然保护地成为开展生态旅游的重要场域。当前处于保护地体系重构阶段，是自然保护地开展生态旅游的最好时机。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2017）提出，国家公园坚持全民共享，着眼于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开展自然环境教育，为公众提供亲近自然、体验自然、了解自然以及作为国民福利的游憩机会。国家公园的首要功能是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保护，同时兼具科研、教育、游憩等综合功能。

《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2019）提出探索全民共享机制，在保护的前提下，在自然保护地控制区内划定适当区域开展生态教育、自然体验、生态旅游等活动，构建高品质、多样化的生态产品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2025）第二十八条规定，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内允许开展科普宣传、生态旅游、教育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活动；第四十条规定，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可设置辅助设施，为相关公共服务等活动提供支持。同时明确，应合理确定访客容量，规范访客行为，不得开设与保护目标不一致的参观、旅游项目。

当前国家公园实行“核心保护区”与“一般控制区”两类分区管控。这一制度体现了管理思路的精细化：在最严格的保护区域之外，允许适度的科学研究、环境教育和生态旅游活动。这为生态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制度空间。

在自然保护地可以根据资源禀赋、保护目标和环境承载力，开展丰富多样的生态旅游实践活动，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包括自然观察类活动，如观鸟、观星、植物识别、动物足迹追踪；生态徒步与探险活动，如由专业向导带领、在批准线路内开展的环境解说徒步和湿地栈道体验；生态修复与保护参与类活动，如经科学论证的原生植被恢复、步道维护、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和公民科学项目；文化生态体验，如访问当地社区、学习传统生态智慧等；环境解说与专题课程如夜行动物观察、地质导览、自然摄影工作坊等。

生态旅游的实践路径

生态旅游的实践路径归纳为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对乡土资源的重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社区参与、科学解说系统。

生态旅游不能成为“千地一面”的标准化产品，而应深深扎根于地方的自然与人文脉络，特别需要重视“乡土”的价值。在浙江等地区，悠久的农耕文明、密集的水网、精致的乡村景观，本身就是生态旅游的核心资源。可以对比欧洲田园景观与中国乡村景观的差异：欧洲的田园固然美丽，但它是森林被大规模砍伐后人为重塑的结果。而中国的乡村景观，是数千年人与自然持续互动、相互适应的产物。这种景观是一种“文化自然”的复合体，浙江的很多乡村的生态旅游潜力远未被充分发掘。

同时，在生态修复和景观建设中，应大力倡导“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这一理念的核心是：用自然的方法来解决自然的问题，而不是过度依赖钢筋混凝土。事实上，中国的一些成功实践也印证了这一点。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部分城市河流的生态改造，都采用了柔性工程方法。 

此外，自然保护地周边的社区参与不是点缀，而是生态旅游的支柱之一。参与的形式可以多样：直接就业、提供餐饮住宿、担任向导、销售手工艺品、参与保护监测等。这些活动为村民带来经济收入，从而形成“保护—收益—更好的保护”的正向循环。这可以称之为“替代生计”或“补充生计”——在不破坏生态的前提下，为传统社区找到新的发展路径。

自然保护地还需要科学解说系统。好的解说应当让人产生兴趣、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好的解说能把“死”的知识变成“活”的故事。

守护与共享的逻辑统一

“守护”与“共享”看似是一对矛盾：守护意味着限制，共享意味着开放。但在生态旅游的语境下，两者是内在统一的。没有守护，共享就是无源之水。如果生态系统被破坏、生物多样性丧失、景观价值下降，那么共享便无从谈起。反过来，没有共享，守护也难以为继。公众如果无法接触自然、理解自然、热爱自然，就不会产生保护的动力；社区如果无法从保护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就不会主动维护保护的目标。生态旅游，正是连接守护与共享的那座桥梁。 

在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家战略的今天，生态旅游已经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它不是简单的“绿色包装”，也不是消费主义的自然转向，而是一种基于科学、承载教育、联结社区、尊重规律的保护性利用方式。真正的生态旅游，需要从观光走向体验，从隔绝走向共生，从标签走向故事，从行政主导走向多方协作。这条路并不容易走，但方向已经清晰。在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生态旅游有望成为守护自然与共享自然之间的那道桥梁——只要我们不忘记它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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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许琪

审核| 张慧英  王政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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