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游学科交叉融合的逻辑、历程与未来方略

蒋依依^1,2,3， 黄旭佳^1,2， 江磊^1,2， 高洁⁴

［摘 要］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学科交叉融合是中国旅游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突破方向。文章基于学科引证数据，从知识流动视角对中国旅游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态势进行历时性考察，并系统梳理关联学科谱系，在此基础上对未来中国旅游学科交叉融合发展进行总体展望。文章认为：中国旅游学科交叉融合包含知识发展、实践需求和历史建制三重逻辑；中国旅游学学科知识流动活跃，关联学科分布广泛，学科交叉总体经历了以历史学门类为显化的有限交叉期（1981—1995年），以经济学、管理学门类为主导的扩张交叉期（1996—2010年）和以多学科门类融合为驱动的稳定交叉期（2011—2023年）3个历史阶段。文章结合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旅游学科体系的战略任务，提出全面加强旅游学科交叉融合与本位意识辩证统一、与实践需要同频共振、与学科建设有机协同的行动方略。

0引言

中国旅游学科的萌芽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体现在旅游教育的出现[1]。从历史进程来看，旅游学科经历着从边缘附属到自主构建的升格演化[2]，实现了由单一学科向多学科交叉渗透、跨学科融合发展的路径转变，呈现出复杂性、综合性、应用性的学科特性[3]。学科交叉融合是现代知识生产模式的应然要求，能够推动实现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和寻找新的学科生长点[4]。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推行学科交叉融合日益成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推动科技创新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选择。旅游学科天然具备学科交叉基因，是一门典型的交叉性学科[5]，发轫之初便与其他学科紧密相连，各学科的理论与知识为其体系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养分”。可以说，学科交叉不仅是旅游学科实现知识创新的重要方式，也是推动其学科体系建设发展的关键途径。然而，正因旅游学科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多学科、跨学科色彩，其时常陷入“非学科”归属的争论之中[6]。因此，深入研究旅游学科与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历程，揭示中国旅游学科“内史”演化的实然样态，不仅是对学科关系的动态审视，更是省思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旅游学科如何在学科交叉融合过程中塑造自身内核并拓展学科外延[7]，以指引未来学科发展走向的关键环节[8]，对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旅游学科体系有着重要意义。

旅游学的学科交叉属性正逐渐获得学界共识，明确旅游学科与外部学科的关系，揭示学科间的相互影响以及探讨旅游学科交叉态势，日益成为国内外旅游学术共同体研究关注的重点领域[9]。国外关于旅游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经历了从特征成因、知识基础等经验探讨到动态交互、知识关联网络等实证检验的范式转变，侧重结合学位论文分析、学者学科背景追踪等数据构建交叉测量体系[10]，引文分析成为旅游学科交叉属性测度的重要手段。代表性研究为Sharma等以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文献为数据源，从知识互动层面梳理旅游学的主要外部知识源和知识受体，揭示旅游学科知识生产的双向互动特质[11]。近年来，随着旅游学科的强交叉性凸显，国外学界开始主张深入探讨旅游学科的整合路径，如Lehto等提出包容性的学科重构框架，主张将旅游、酒店、节事与休闲（tourism，hospitality，events and leisure，THEL）系统整合为应用型学科集群[12]。从国内研究来看，现有关于旅游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仍处于经验与思辨层面，以经验性探讨为主，多置于旅游高等教育发展、旅游学科建设及旅游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等分析框架下，议题内容涉及人才培养[13]、科学范式[14]、理论和方法应用[15]等方面。深入地看，相关研究明晰了旅游学科交叉融合的实然价值，但未深层次厘清旅游学科交叉的应然逻辑；以经验归纳和理论思辨等形式系统阐释了旅游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概况和基本特征，但未通过实证数据和定量方法科学揭示旅游学科交叉融合演进样态及关联学科谱系。学科是不同认知主体间知识结构互动而形成的具有一定知识范畴的逻辑体系[16]。在知识联系层面上，学科交叉是不同学科间知识流动与转移的过程，当前借助学科知识间引证关系大数据进行学科交叉的测度，为具象化学科交叉融合的动态结构及其发展规律提供了较为成熟的方法论支撑[17]。

基于上述认识，本研究总体遵循逻辑理路-历史道路-实践进路的认知原则，科学审视中国旅游学科交叉融合的内在逻辑，并通过知识流动视角，以1981—2023年旅游学科与外部学科的引文关系为基础数据进行学科交叉测度识别，历时性考察旅游学科交叉融合的演化过程和关联学科谱系，全面把握规律与趋向，进而提出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旅游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适应性行动方略，以期为推动旅游高等教育创新提质及构建中国特色旅游学科体系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依据。

1 中国旅游学科交叉融合逻辑基础

美国《韦伯斯特国际辞典》对学科的界定是“知识、实践和规则系统”，即在现代意义上，学科是特定的知识体系与相应的实践体系和规则建制体系的内在统一[18]。就学科性视角而言，旅游学科交叉的生长逻辑总体遵循学科的本体属性，同时作为一门应用型学科，实践性学科特征赋予其鲜明的学科交叉属性，即旅游学科交叉融合不仅仅是知识与理论层面的生产，还是学科响应实践需求的过程以及一种建制化导向下的运行之道，知识、实践和制度三重逻辑共同交互作用，构成中国旅游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理路（图1）。

图1 中国旅游学科交叉融合的逻辑框架
Fig.1 The logical framework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in Chinese tourism science

1.1 知识发展逻辑：学科交叉融合是旅游学科发展的基本规律

知识生产和演化是学科存在和发展的根本逻辑和合法性基础[19]，而学科细化和融合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从知识发展的逻辑来说，混沌-分化-整合-再分化-再整合是科学知识发展的一般进路，也是人类认识过程的基本路线[20]。学科交叉作为不同学科间的知识整合过程，是知识系统自发演化的产物[21]，因而在科学创新过程中发挥着内生动力作用。简言之，随着学科分化的加速，当科学研究面临无法依靠自身学科解决难题时，就必须在学科协同创新的逻辑基础上寻求解决方案，即产生打破学科边界壁垒、促进学科交叉融合的知识建构。从科学交流方向来看，知识趋向于由基础科学向应用科学、由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转移或移植。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多学科介入是旅游学科发展的早期阶段性特征[22]，移植吸收成熟学科理论和方法知识，用于全面认识和指导解决旅游新现象和新问题，逐步形成学科内部广泛认可的概念体系、理论和研究方法等，这是旅游学科知识体系建设的必由之路。近年来，旅游学与地理学、计算机科学、医学、生命科学的交叉融合催生的旅游时空行为、旅游信息科学、旅游疗愈等学科研究领域，为旅游学科科学化、体系化建设提供了活水源泉。同时，旅游学作为生长性学科，随着学科研究的精细化程度加深，同样具有生产和运用知识的功能属性，需要通过知识溢出持续推动知识系统的扩展与深化，这种知识生产方式的因应转变是推动旅游学科发展创新与建制协同的重要动力。

1.2 实践需求逻辑：学科交叉融合是旅游使命变革的基本要求

旅游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在非工作时间与非惯常空间进行的流动、消费及其引起的社会、经济、文化与环境现象总和的学科[23]。旅游现象的复杂性及旅游功能和使命变革决定了旅游学科要与其他学科广泛交叉与深度融合。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会持续刺激旅游休闲需求，并给学术领域带来越发广泛与深刻的研究问题。人们的旅游活动和旅游体验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个性化，研究者对旅游现象的范畴、形式、内容的认识也在变化，旅游研究议题所涉及的学科领域越来越多，其理论面向也越来越丰富[24]，如数字化转型催生的智慧旅游、虚拟旅游等新兴业态，以及由此衍生的数字游民、元宇宙旅游等概念，无法简单地归类于既有的学科框架或认知模式。单一学科视角的局限性愈加明显，因而亟须突破学科边界进行视角互鉴、方法移植、概念融合、理论迁移等多种形式的学科交融，寻找发现更加具有阐释力的理论框架与方法论，从而为深入探讨旅游发展中的新问题与新规律提供支持。此过程不仅推动了旅游学科的纵深发展，同时也广泛地促进了知识体系的横向拓展与融合，学科交叉成为一种思维、理论和实践上的自觉。另一方面，社会实践是学科交叉融合的生长点，国家战略需求为旅游学不断提出新的研究命题与发展使命。学科交叉过程是围绕顺应社会发展需要，尤其是解决重大现实问题，并达成全面、深入、准确地认识客观世界这一根本目的而进行的[18]。中国改革发展的历程表明，不同时期的国家战略和社会需要不断为旅游研究提出时代命题，从外事接待、旅游创汇、经济增长到国民幸福，再到旅游扶贫、对外交流等，旅游研究的问题域不断拓展，功能使命持续深化。这不仅对旅游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旅游学科的交叉融合发展注入了持续性动力。当前，诸多旅游院校和学院积极推进有组织的跨学科科研，以学科交叉推动旅游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既是旅游高等教育满足社会对旅游人才的迫切需求，也是旅游学科建设面对社会发展变革的必然选择。

1.3 历史建制逻辑：学科交叉融合是旅游学科升格的基本共识

从历史层面来看，中国各学科的产生与发展均会受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影响，中国学科制度一般包括学科内部标准和学科外部规范两个方面。外部规范主要体现为政府指令性的学科发展规划、专业目录设置以及资源配置、评价方式等政策工具[25]。以外部组织建制逐步推动学科发展方向优化，符合一门学科的内在观念建制要求。制度可以映射到认识范畴，因而制度具有建构意义。在学科建设的话语场中，当学科制度作为规训存在，能够影响参与主体对学科交叉融合的认识。当前，依据国家学科专业目录布局交叉学科建设，以行政化主导、工具理性等学科管理模式调控学科交叉融合发展，以学科交叉为基础进行院系设置、资源分配、师资招聘及人才培养等形成了合力效应，从顶层设计高度为学科交叉融合提供理念遵循与制度依据，具有较为典型的制度导向和管理行政化的特征。旅游作为一门学科被承认始于1987年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本科专业目录》，随着学科建制的发展，旅游学基础知识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并且相对独立[26]。旅游管理在教育行政组织管理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在本科专业目录中已经是与工商管理并列的专业类，但在研究生学位中仍属于工商管理下设的二级学科，面临着升格的困境。学科交叉融合促进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的形成和发展，是原始创新的生成之源[27]。新时期，政策导向下的“一流学科”建设、“四新”建设①等制度设计均以学科交叉融合为主线，打破学科壁垒、整合学科资源、促进交叉融合成为学科发展的共识和大势。2021年，《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提出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规范有序、相互衔接的交叉学科发展与管理体系的目标，交叉学科从学科建设理念向制度化实践迈进。旅游学科天生蕴含交叉学科的特质，优化学科交叉发展环境，加速学科间的深度交叉融合，以学科交叉之道全方位融入新文科建设布局，将是旅游学科在开放互动中寻求跨越新生的必由之路。

2 中国旅游学科交叉融合测度设计

2.1 学科交叉融合测度视角确定

学科交叉是典型的复杂性系统分析对象，涵盖多元知识主体、多维交互层次及动态演化过程，现有关于学科交叉测度的实证研究主要围绕3大核心视角展开（图2）。一是创新主体视角，该类研究着重依据学科领域科研人员及机构的学科背景和履历信息来反映跨学科合作模式；二是基金项目视角，主要通过基金项目学科类别及其学术产出的学科分布来解析学科交叉特征；三是学术论文视角，以特定学科、领域或期刊为研究对象，通过海量文献引证数据来探究学科交叉度[28]。随着科技文献的迅速积累，文献科学计量方法成为定量分析学科交叉的重要手段，鉴于知识集成是学科交叉的本质，综合考虑研究目的和数据结构，本研究确定选择以学术论文视角下的期刊文献为数据源进行旅游学科交叉融合测度。

图2 旅游学科交叉测度视角选择
Fig.2 Selection of measurement perspectives for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in tourism science

2.2 旅游学科交叉测度流程设计

根据学术论文产出视角下旅游学科交叉研究的知识流动和集成特性，本研究关于旅游学科交叉测度的基本流程主要包括旅游学科文献引证数据获取与处理、学科交叉融合测度指标体系构建、学科交叉测度和态势评估以及主要关联学科识别（图3）。

图3 旅游学科交叉测度基本流程
Fig.3 Basic workflow for measuring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in tourism science

1）旅游学科文献引证数据的获取与处理。中国引文数据库（Chinese Citation Database，CCD）是以国内权威文献数据库——中国知网中文献样本的参考文献作为信息单元并实时动态更新的引文数据库，当前被较为广泛应用于学科交叉领域研究。鉴于1981年为国家首个关于旅游业发展战略性文件《国务院关于加强旅游工作的决定》颁布的时间节点[29]，与中国旅游研究的起始时刻能够较好对应，且因1981年前旅游学科的文献样本数量较少、引用频次较低，学科交叉特征尚不明显，本研究以1981—2023年间中国引文数据库中旅游学科分类下的期刊文献为分析样本，并通过数据库集成学科分析工具获取旅游学科的发文量、引用量、学科分布等基础属性数据。数据样本结构如表1所示。此外，研究参照相关学者[30]的处理方式，以5年为1个时间周期进行阶段划分，力图科学刻画中国旅游学科交叉的阶段性演进特征。需要说明的是，2021—2023年不足5年时间，但为连续统一观测学科交叉过程中的知识流动变化，将其划定为1个时间阶段。

表1 研究样本统计概况
Tab.1 Statistical profile of the research sample

2）学科交叉融合测度指标体系构建。科学发展的学科融合和技术集成趋势促进了学科交叉测度研究领域的发展，形成了诸多具有代表性的学科交叉测度框架和指标。例如Porter等提出的学科集成化指数[31]，Stirling构建的Rao-Stirling指数[32]，以及国内学者张琳等推广的2DS指标[33]等。现有相关测度指标均以学科多样性为核心基础，并根据不同学科的特性，相应构建出适切的学科交叉测度指标框架体系。借助上述测度框架以及指标集成，相关学者分别实现了对高等教育学、信息科学与图书馆学、体育学等诸多领域的学科交叉测度[34-39]。基于对旅游学的学科特性认识，学科独立性及跨学科互动的均衡性是旅游学科领域交叉融合评价中考察的重点，在遵循既有学科交叉测度框架的基础上[40-43]，本研究创新性地将适用于表征学科交叉独立性和均衡性的聚合、平衡指标引入测度框架中，系统构建出中国旅游学科交叉融合测度指标体系。具体指标含义及其计算公式见表2。

表2 旅游学科交叉测度指标计算及其含义
Tab.

3）旅游学科交叉测度和态势评估。依据旅游学科交叉融合测度指标体系，为消除指标数据间计量单位上的差异，增强指标间的可比性，采用离差标准化方法[44]将计算结果归到[0，1]区间，从多样性、关联性、效率性、平衡性和聚合性5个方面分析旅游学科交叉特征。同时，进一步借助熵值法[45]计算旅游学科交叉中知识吸收和扩散的综合值以刻画知识流动变化趋势，进而对中国旅游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历程进行阶段划分和阐释。

4）旅游学科交叉主要涉及关联学科识别。帕累托分析是基于知识流动量计算知识贡献度以识别学科交叉关联学科的科学方法[46]。依据分析公式，将旅游学科与其他学科间的知识互动量由高至低进行累加，并按照标准将累计贡献率趋近70%时所包含的学科认定为主要关联学科[47]。此外，基于旅游学科交叉融合中的成长性内生需求，本研究主要依据知识吸收过程来识别和阐释旅游学的关联学科，并参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2年版）》，对识别出的中国知网学科分类体系下的关联学科进行学科门类转化归纳，以揭示不同历史阶段旅游学科交叉融合关联学科门类谱系。帕累托分析计算表达式为：

式（1）中，Tin表示其他学科对旅游学科的影响度，Tout表示旅游学科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度。

3 中国旅游学科交叉融合演化历程

为从全局与历时层面把握旅游学科交叉融合整体演进特征与发展规律，依据学科交叉各测度指标的变化形态、知识流动综合指数曲线的演进趋势（图4）以及关联学科演化的识别结果（表3），对中国旅游学科交叉融合演化历程进行阶段分期和门类谱系阐释。

表3 各时期旅游学科关联学科识别结果Tab.3 Identification results of associated disciplines in tourism science across periods

注：关联学科的识别基于知识吸收视角，采用中国知网的学科分类标准，其划分基于《中国图书馆分类法》。

图4 旅游学科交叉知识流动趋势及阶段演进
Fig.4 Trends in knowledge flow and stage evolu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in tourism science

注：限于2021—2023年不构成5年研究期，本研究采用线性插值法，并取95%置信区间下限结果进行该时段曲线拟合预测。

3.1 以历史学门类为显化的有限交叉阶段（1981—1995年）

1981—1995年，中国旅游学科发展处于初期阶段，学科交叉多样性、关联性、效率性等关键性指标处于低位积累状态，学科知识以内部流动为主。虽然旅游学科与外部学科的交叉融合呈逐步递增样态，但交叉关联学科涉及范围有限，跨学科知识互动强度整体较低，总体处于有限交叉阶段。该阶段旅游学科知识吸收的主体以历史学、经济学、理学、法学和哲学门类为主，交叉主体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软学科性质。

该时期，旅游的文化性决定了旅游学与历史学的密切学科关系，旅游文化研究的繁荣为旅游与中国民族与地方史志、中国古代史等历史学学科的交叉融合奠定了坚实基础，发展旅游产业成为时代之需。1981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旅游工作的决定》文件出台，标志着旅游业被确立为一项综合性的经济事业，成为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以入境旅游发展为依托的文化遗产旅游成为当时重要的旅游形式，与之伴生的历史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旅游资源调查评价、旅游景观规划开发等旅游产业实践探索离不开历史人文视角的研究贡献，史学工作者在初期旅游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此时，开始有学者从学科建设视角提出建立旅游历史学，其中，沈祖祥最早提出了“旅游史学”的概念，并构想了这门学科的框架[48]。1992年，章必功编著中国第一本系统、科学的《中国旅游史》[49]。中国民族与地方史志成为旅游学科稳定交叉的历史学科领域，其中缘由主要在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编纂地方志的热潮，一些方志学家倡导并力求从“方志有用于世”的角度，将地方志研究与旅游开发事业结合起来[49]，以更深层次、更大范围服务于现实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地理学与旅游学科交叉融合在这一时期发轫并影响深远，郭来喜、陈传康、杨冠雄等一代地理学背景的专家学者相继投身旅游研究，开创出旅游资源区划、分类、评价与开发的基本理论框架，成为第一批旅游交叉科学理论的构建者。随之，旅游地理学系列教材的编制则有效建立起早期中国旅游地理学的学科体系。该阶段，历史地理与旅游地理学关系紧密，旅游地理学的发生发展背后实然离不开侯仁之、宋力夫、于福顺等历史地理学家的早期参与和知识影响[50]。

3.2 以经济学、管理学门类为主导的扩张交叉阶段（1996—2010年）

1996—2010年，中国旅游学科交叉范围持续扩大，交叉多样性指标趋近最高值，旅游与外部众多学科门类建立起广泛、深层次的知识互动，学科整体处于高度开放状态。此外，关联性与效率性指标呈快速增长趋势，学科知识流动频次和速度大幅提升，对外知识依赖度达到阶段峰值，关联学科分布均衡性得到显著优化。从表征学科独立性的聚合性指标来看，该阶段指标数值逐步减小，但仍处于正值区间，旅游学科的独立性相对较弱，总体为扩张交叉阶段。这一阶段，旅游学科知识吸收主体先后以经济学、管理学门类为主导，理学、历史学、工学等为重要学科交叉门类，学科交叉主体较上一历史阶段表现出明显的应用型学科取向。

该时期，旅游学科的外部规制和产业功能定位合力推动旅游学与经济学、管理学领域深度交叉融合，旅游学形成较明显的经济学和管理学学科特征。旅游学曾以旅游经济三级学科和旅游管理二级学科之名，先后被纳入经济学门类和管理学门类之中。最初，该学科定位在经济学门类之下，隶属于应用经济学，而后在1997年被列在增设的管理学门类下。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相关学科制度建设推动下的旅游学科合法化为旅游学知识理论的构建与学科成形提供了重要基础[2]。此外，这一阶段旅游学科交叉融合进程离不开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以及大众旅游需求提升的现实导向。199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肯定了旅游业的经济作用，并赋予其新的使命，将其确立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51]。“新工时”“黄金周”制度①的实施则为大众旅游休闲创造了便利条件[52]。在2001年和2009年，国务院先后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旅游业发展的通知》及《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两项重要政策文件，推动旅游业由新的国民经济增长点向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的定位转变。在旅游经济繁荣发展与政策工具导向下，旅游组织管理、旅游目的地及资源的开发运营、旅游经济评估等产业实践所催生的学术研究问题快速涌现，迫切要求旅游学科深化应用性交叉研究，并实现向内涵式发展的过渡。通过进一步分析旅游学科的交叉关联学科演化过程，可以观察到经济学、管理学门类主导下的旅游学科交叉关注焦点从经济体制改革、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及经济思想史等宏观议题，逐步深入到企业经济、贸易经济等更为微观、具体的领域。

3.3 以多学科门类融合为驱动的稳定交叉阶段（2011—2023年）

2011—2023年，旅游学科交叉融合态势持续深入，学科交叉多样性指标达到上限阈值，关联性与效率性指标接近最高值，学科交叉的范围边界和外延实现稳定扩展，但学科独立性有所减弱。总体来看，该时期旅游学科在保持外部交叉融合的同时，学科间知识互动能力不断增强，初步形成内外兼顾的平衡态，进入稳定交叉阶段。这一阶段，旅游学科除与管理学、经济学两大传统关联学科门类保持较强的知识生产互动关系外，还与工学和理学两大“硬”学科门类建立起密切交叉关系，文学、教育学和法学也成为重要交叉领域。

该时期，中国社会发展正处于从信息时代向智能时代过渡的关键阶段，传统旅游业向现代旅游业转型，信息技术应用研究成为旅游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的重要方向，引领旅游学科的创新与发展。在旅游学科的交叉融合和知识整合中，数学、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等现代技术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不断被引入并应用于旅游科学研究之中，这促使了旅游信息化、数字旅游和智慧旅游等新兴行业概念在现代信息技术的驱动下应运而生，催生出旅游信息学、智慧旅游技术应用等交叉学科与专业。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学科交叉的持续深入往往让旅游学科在作为核心要素时面临“自我淡化”或“身份模糊”的挑战，如何在多学科交融的过程中确保旅游学科知识体系的独特性和相对独立性，关系着旅游学科未来的自主理论构建与发展。“旅游一代”①的崛起、旅游学术共同体的构建以及旅游学术平台阵地的打造，为旅游研究的深度学科交流和深层理论探讨提供契机[53]，协力引导旅游学界在研究的广度、深度、厚度等方面树立学科自觉意识，重视旅游学科的归属与认同问题，强调旅游学科的独立性和知识溢出效应。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创见性的交叉融合成果，体现为以旅游经济学、旅游管理学和旅游地理学为主的交叉学科样态确立，以旅游资源、旅游体验和旅游产业为代表的3大学术流派诞生[54]，以及其他以旅游为核心的学科理论框架形成，如旅游地感知理论、游憩机会谱理论、旅游流理论等[24]。

4 中国旅游学科交叉融合未来方略

知识流动循证下，中国旅游学科交叉融合经历着有限交叉、扩张交叉和稳定交叉3个历史发展阶段，与外部学科之间建立起普遍的关联关系，且学科关联强度与深度不断增强，旅游学科的交叉融合属性显著提升，学科知识体系实现优化，但学科独立性较弱、知识扩散能力相对不足。面向未来，为进一步推动中国旅游学与其他学科在高水平、深层次上交叉融合，本研究遵循旅游学科交叉融合的知识、实践和制度三重理论逻辑，并结合新文科背景下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旅游学学科体系的任务使命以及旅游学科当前面临的发展挑战，相应提出全面加强旅游学科交叉融合与本位意识辩证统一、与实践需要同频共振、与学科建设有机协同的3方面具体行动方略（图5）。

图5 中国旅游学科交叉融合未来行动方略
Fig.5 Framework for future actionable strategies for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in Chinese tourism science

4.1 旅游学科交叉融合与本位意识辩证统一

学科交叉融合是前沿重大科学研究的重要特征，也是推动学科创新发展及新学科诞生的重要途径。从全球发展趋势来看，科学的突破创新往往源自学科交叉的新增长点，单一学科的研究范式与思维模式已难以应对现代科技创新和复杂重大问题的解决。前文分析发现，当前旅游学科交叉范围不断扩大且融合程度持续加深，但学科独立性呈波动下降的变化形态，综合揭示出旅游学科关系科学的特质促进其与众多学科建立起知识交流与合作关系，推动形成开放稳定的学科交叉网络，但同时也面临着学科交叉不深和学科独立性减弱的问题，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旅游学科的知识外溢，而旅游学科的知识有可能成为其他学科的“养料”。新时期，更深层次推进旅游学科交叉融合需强化学科立场和学科认同的建构，牢固树立清晰的学科边界和学科本位意识。

学科立场是由学科研究主体确立的，是观察、认识、阐明与该学科建构和发展相关的一系列前提性问题的基本立足点，缺乏内生理论和学科立场支撑的学科很难真正参与学科的深度交融[56]。在学科边界日趋泛化的样态下，旅游学界及学术共同体应强化对旅游学科立场的省思，重新审视学科边界划分的意义，重点关注如何在与其他学科对话和交叉中保持旅游学科知识体系的相对独立性。在学术实践中，要自觉以旅游学的学科立场为立足点分析社会问题、经济现象，促进学科交叉问题域不断由应用知识向理论知识领域延伸，并触及研究范式内容融合和创新，如产生新的概念、原理和研究方法等，即构建旅游学科独有的问题域，并创立基础性方法论，形成属于旅游学科的话语体系，进而推动旅游学科由依附关系样态走向学科独立发展。

学科认同度与归属感对在学科交叉融合中保持学科独立性具有重要支撑意义。旅游高等教育要积极推进开放、自主的旅游学科文化打造，弥合学科交叉融合中的认同差异，并重视教师、学生等核心主体的学科情感培育，坚定学科自信，强化旅游学科认同。此外，要通过积极举办学科交流会、学术研讨会、论坛等活动形式，增强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调适不同学科研究者的价值认知。重点围绕学科与学者之间的问题联结，发掘不同学科领域视角下学科交叉合作的成长点，持续扩大知识共域，不断塑造共同体价值共识和文化自觉。

4.2 旅游学科交叉融合与实践需要同频共振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时表示，希望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肩负起历史责任，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①。旅游学科交叉研究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于，它必须以现实问题的研究作为出发点，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深入反思并解决重大时代命题，以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需求，提升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在当前全球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环境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等新型技术为传统旅游业注入了颠覆性的活力，推动了“旅游+”“+旅游”等一系列创新融合模式的诞生与发展，旅游学科迫切需要与其他学科进行广泛且深入的交叉融合，以有效回应旅游业创新发展的时代需求。

从旅游研究者角度，应树立全局视野和学科交叉意识，把增强服务国家战略需要的科技贡献力作为开展学科交叉融合研究的使命。紧密围绕乡村振兴、健康中国、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等国家战略需求，紧盯旅游事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确立旅游学科交叉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例如，围绕实施乡村全面振兴战略要求，旅游学应深化与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等成熟学科领域的交叉研究，强化旅游赋能乡村振兴的中国式经验模式的理论体系建构；结合健康中国战略，旅游科学研究要向健康领域积极拓展，加强与医学、生命科学、心理学的交叉融合，扩大神经科学、运动人体科学等前沿跨学科方法和实验工具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不断开拓旅游健康理论研究与产业实践的新局面；面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技术、人工智能迭代重构旅游发展方式，数据科学被广泛应用于旅游大数据的分析预测、游客个性化旅游推荐、旅游企业数字化管理、旅游数字化营销与品牌运营、旅游智慧化风险管理与危机应对等旅游发展的诸多方面[55]，旅游科学研究要顺应旅游业的革新变化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数据驱动转型过程，加速与数学、统计学与计算机科学等重要关联学科的交叉融合，积极拓展大数据科学与数据技术驱动研究范式，如地理时空大数据分析、数据孪生技术、机器学习算法等，同时注重人工智能在旅游研究领域的实践应用与伦理反思，以现代化视角和交叉性思维推动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的深度融合。

从高校、科研院所等旅游教育机构角度来看，应加快转变传统封闭的单学科管理模式，以学科交叉融合推进符合时代要求的复合型、创新型旅游人才培养。紧跟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旅游发展实践问题，加快学科资源的整合和优化配置，充分利用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现代工学等生长性关联学科的前沿理论和技术对传统旅游学科专业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革。与此同时，积极设立跨学校、跨学院、跨学科教学研究协同组织，大力推进旅游学科交叉前沿成果进教材、进课堂，打造开放共享、交叉融合的通识课程，不断强化学生交叉思维、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切实解决旅游学科专业专化、窄化而导致与社会需求脱节的现实问题。

4.3 旅游学科交叉融合与学科建设有机协同

学科交叉融合与学科建设是一体同构的关系，科学合理的学科建设为学科交叉融合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和资源支持，而学科交叉融合又反过来为学科建设注入创新活力，拓展学科的广度与深度，两者相辅相成[57]。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推动学科交叉融合是学科内涵式发展的现实机遇，也是中国旅游学科体系发展的关键突破点[58]。基于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规律以及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轴心机构功能的延伸，力图实现旅游学科交叉融合与旅游学科建设的协同并进，未来亟须从管理机制创新和评价制度改革两大方面着力突破。

在管理机制创新上，一方面，要积极构建有利于学科交叉融合研究的新型旅游学科组织形式，以有组织的科研管理带动有实效的知识交叉。具体地，作为知识生产的主要单位，旅游高校、科研院所等应紧密结合自身的学科发展基础和办学规划，以教育资源优化与整合为突破口，持续加强旅游前沿学科交叉研究机构和平台建设，建立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矩阵式科研组织模式，重点围绕旅游领域重大科学问题开展有组织的学科交叉研究，并创新构建相适应的各类管理制度，如首席专家负责制度、全职兼职相结合的人员聘用制度、分级分类考核制度等。另一方面，要因势调整优化旅游学科建设定位，逐步推进旅游学科专业的结构性改革。鉴于旅游研究的整体性、融合性特征，旅游学科建设需进行再定位，要从单一学科向多学科、跨学科融合发展转变，探索出一条交叉学科发展道路。对此，应注重并健全孕育旅游交叉学科（方向）的组织管理机制，积极聚合高校、研究性机构、学术共同体、学术期刊平台等关键主体力量，成立旅游交叉学科委员会，科学论证“旅游+”交叉学科专业的建设布局并谋划制定相应的实施方案，以逐步推动高校自主设置旅游交叉学科专业为突破口，勠力实现在交叉学科门类下设置旅游领域一级学科的愿景。

在评价制度改革上，学术评价制度作为一项推动学科创新发展的重要制度架构，对催生学科交叉融合的良好生态、强化交叉融合的实际成效以及提高学科治理水平，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导向与规范作用。在遵循旅游学科交叉的知识生产规律的基础上，未来应积极推动旅游学术评价机制由单一向多元转变，探索构建知识创新与经济社会贡献相统一的综合评价体系，例如将服务社会重大需求的研究能级、解决关键领域重大问题的能力等列入重点评价内容。与此同时，进一步完善现有旅游学术同行评价机制，加快组建旅游学科交叉研究同行评议专家库，科学确立旅游学科交叉研究评价的原则和标准，充分发挥旅游学术共同体的学科认知优势，并有机融入相关学科学者的专业评价，推动形成旅游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内在统一的价值标准。

5 结束语

基于学科引证数据对中国旅游学科交叉融合的演进历程进行历时性实证分析表明，本研究构建的学科交叉测度体系，较为准确且客观地评估了中国旅游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态势。旅游学科经历着从以历史学为基础，转向以经济学、管理学主导，以工学、理学等多学科共同驱动下的快速成长过程，展现出融合和跨越趋势，与经验性认识存在较高一致性。然而也应看到，本研究关于中国旅游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总体属于宏观趋势性总结与阐释，重点聚焦学科交叉融合的测度与关联学科的识别。在后续研究中，有必要拓宽研究视野，深入探究旅游学科交叉结构谱系、研究问题域等具体层面。总体而言，本研究尚属探索性考察，存在一定不足之处，所提出的观点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期望本研究能够发挥抛砖引玉的作用，引发旅游学术共同体及学界相关学者对中国旅游学科交叉融合问题的理论关注与现实思考，从而为旅游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与学科建设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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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许琪

审核| 张慧英  王政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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