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如果“出发即成一半”，那么剩下的那一半，要用多少代价去交换？

为了赶在外国人之前走完中国的长城，一个工人究竟要经历多少次“身份”与“体制”的冰冷较量？

当文化局拒之门外、电业局冷眼相对，甚至连并肩作战的战友都因家人的反对而中途撤出，那条漫长的万里征途，还值得两个人赌上全部身家去冒险吗？

在那个“铁饭碗”重如泰山的年代，究竟是什么样的执念，能让他们攥着那张好不容易求来的介绍信，义无反顾地撞向山海关五月的晨雾？

《长城徒步考察日记》前言(下）

一、走在外国人前面：不再等万事具备，选择立即出发

父亲是瓦工，小的时候常听他说：“房子上了盖才算完一半。”

我把这句话改为“徒步走长城，出发成一半”。

出发时间确定为 1984 年5 月 4 日，这一天是青年节。

我们原定准备三年时间，之所以提前出发，是因为看到报道，有外国人要向中国政府提出徒步中国万里长城的申请。

既然已经准备了近两年，那么必须尽快出发，一定要走在他们前面。

没必要再纠结准备好与否，准备是没完没了的事，永远会觉得没准备好。

出发在即，首先是给单位写报告。

报告是我起草的，表达了考察长城的原因，并提出了三个方案：

一是希望单位批两年的假期，继续开工资以示支持；

二是停薪留职，不要工资了；

三是辞职去考察长城，连工作也不要了。

我们希望单位同意第一种方案，退一步是第二种方案，最后一种方案旨在表示做这件事的决心。

经过认真的研究，最后决定先不找工作单位，先找文化局，等取得他们的支持，回头再找工作单位。

我和德玉去市文化局，又找到了总工会，得到的答复都很简单干脆：

一、工人考察长城不是他们支持的范畴；

二、能不能去只能由我们的工作单位决定，即便单位不同意也是对的。

当时，我们的社会身份是工人，单位是从事工业生产的企业，那个时候社会成员是不能自由流动的，我们被严格地限制在“身份”“单位”的制度之内。

这次碰壁，让我们初步认识到今后办理徒步考察长城手续将遇到的困难。

不论具体表现形式是什么，也不论发生在什么人身上，很可能归根结底都是在与社会结构的身份制和单位制进行较量。

二、死磕介绍信：哪怕只剩两个人，也要一往无前

想绕过电业局是不可能的，只好面对现实。

1984 年 3 月 10 日，我按约定的时间，上午 10 时到电业局党委书记王凤鸣办公室，汇报徒步考察长城之事。

他和我说话的整个过程，眼睛始终是半睁半闭的。

我将报告留给他，书记说明天去找劳资科吧。

到劳资科时，他们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态度不冷不热，科长说：“电业局说不准考察长城有用没用，你们先去找文化局或其他部门，只要有支持你们的，我们再研究。”

他又说：“你们出去，最起码也得有封介绍信吧，电业局肯定不会给你们出信，谁支持你们，谁出信。”

文化局的态度也很坚决：“你们还是去找自己的单位吧，你们既不是我们的人，也不干我们的工作，文化局没办法。”

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张宝忠因家人的反对，决定撤出长城考察的队伍。

他的撤出给整个行动罩上阴影，今后如无人加入，便只好由我和德玉两人面对万里征程。

经过两个月的努力，最后，我和吴德玉的单位同意了停薪留职，我是电业局第一批停薪留职的工人，这个政策刚开始实行。

别人辞职是去做生意挣钱，我们放弃工作是去考察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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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许琪

审核| 张慧英  王政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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